□ 邵琦
沈尹默是近代詩壇大家，亦是書壇大家，因此，從其詩書的擇取旨趣中，不僅可以看到近代中國的文化發展，更可見到文化傳統的統攝。沈尹默是新詩開創者之一，而他卻自認為于新詩并無什么成就，當然是指于文學或詩學而言，只是嘗試而已。盡管沈尹默的新詩，已是研究中國新文化運動和現代文學研究所繞不開的，但沈尹默卻并沒有堅持下去，相反在其大半的文學生涯中選擇了舊體格律詩。這選擇使得沈尹默在文學領域中的聲譽幾不為知，尤其是在現代文學領域中。就時狀聲名而言，沈尹默的這一選擇大有“自棄”之嫌。今不僅可以且必須追問的是：沈尹默何以如此堅決地放棄了可使其成為現代文學領袖盟主之一的文學樣式“新體”，而沉浸于“舊體”？取舍之間透露的是取舍的標準。無疑在沈尹默看來格律詩這種舊體更符合他對文學文化的認識與理解。
沈尹默在“新體”中的淺嘗輒止與不為其誘引，無論當時還現今都不是“退隱”兩字可以概括和解釋的。
“新體與舊體”都是詩，因此舍新與擇舊，也就是在同一范疇內的選擇，亦即：“舊體”優于“新體”，而這個“優”便是沈尹默的文學觀，也是其文化觀的具體體現。“新體”與“舊體”的根本差異在于形式、在于規范——格律，亦即沈尹默放棄的是相對于“舊體”而言是無規范的“新體”。不守規則約束的“新體”毫無疑問不僅適合，而且與新文化運動“自由”的追求旗號相契合的。有規則方有秩序、方見形式，文學的根本在于規范人，所謂以文化人，若絕無規則的詩文，則自然是反文化的，因而無論沈尹默是否有過清晰或委婉的論述，他近半個世紀一以貫之的“舊體”創作實踐本身就是最直接的論述、最真實的道白，所謂聽其言而觀其行，行動才是真實的呈現。
沈尹默在書法上地位早就公認，且都是當年書壇名家給定的；而沈尹默在書法教育上的地位也是有目共睹的；甚至連書法協會這樣的專業組織機構亦是緣其而立。作為近代二王書風的宗師，沈尹默對書法鐘情既在史論上亦在實踐中，既在教育中亦在組織機構上，以至于撰述出版可謂矢志不渝。依照沈尹默在新文化運動中的地位和成就，在書法一道上選擇碑學一路才是順理成章的。從戊戌變法以致新文化運動，所謂“維新”一派在書法的體格流派上多以碑學為指歸。
碑學與帖學之選之爭，既是有關書法的，又是不限于書法的選擇與爭論，亦即：以帖學為陳腐，以碑學為維新。自康梁以降，尤為顯著。作為新文化運動的核心人物之一，沈尹默對新文化運動與維新運動之間的關聯，自然是清楚的，但在其書法實踐上，其選擇恰和他在詩體選擇上一樣“即以棄新擇舊為指歸”。
沈尹默的這一選擇，使其書法與律詩一樣，都長久處于隱伏狀態，尤其是自20世紀末以來。時遭譏諷與貶斥。當然，近時之論無傷于沈尹默在整個書法史上的作用與地位，故亦不必為此贅言。重要的、值得我們去關注的是沈尹默何以堅持在二王風格上求索與進精？從沈尹默的書跡中可以看到其臨習的對象絕不限于帖學，對碑學亦下過艱深而全面的功夫，因此可以說沈尹默既知帖亦知碑，故其選擇并是不知碑而局限于帖，相反正是在全面了解之后的比較與銓量的基礎上作出的選擇，亦即是：既知之、且明之的自覺之舉。因此沈尹默在書法上的選擇與其在詩歌上的選擇是一致的，可作等量齊觀的，即都是知彼知己，親自實踐體會基礎之上文化選擇。
沈尹默的這一文化選擇背后的標準乃是基立于詩之為詩，書之為書的本體之上，即文化的本體之上的“以文化人”之文化。這是沈尹默的歷史擔當與文化擔當所在。倘若不是從這一層來看，那么也無法全面而深刻的理解沈尹默在風云際會二十世紀的存在的理由與價值。
白話新詩在當今的衰微是有目共睹的，這是詩人的匱乏還是詩體枯索？順沿著碑學而來的書法界的亂象也是有目共睹的，新詩與碑學的式微可以從諸多角度去揭示其緣由，但就其本體根由而言均在于棄置其作為一種文化樣式的規范之后的疲乏與消解，即詩與散文的邊界不清，書法與表演的界限不清。這種不清，不是所謂的跨界，而是自戕，亦即不是向上的提升而是向下的墜落。
因此，沈尹默的不入時，緣于他的文化選擇，故沈尹默終未得時名；沈尹默的已入史冊，亦緣于他的文化選擇，故沈尹默終將垂名于史。時名如云煙，而史名炳千秋。沈尹默的文化選擇雖沒有成就一個時名隆盛的沈尹默，但已然就了一位史名彪炳的沈尹默。
文化選擇是一種歷史選擇，而不是社會選擇，正因為沈尹默具備做社會選擇的全部可能條件，而堅守其文化選擇，才使得今天我們不僅要關注其詩書的斐然成就，更要關注其對時弊的匡謬作用與價值。
今天的文化建設倘若失去了對文化的本體的認識，即：以文化人，那么，難免會在棄置規范的同時，跌落為泄瀉私欲的工具而成實際意義上的反文化。
沈尹默的價值固然在于其詩書的成就，更在于其對當今的啟示與警示。
（作者系上海師范大學美術學院教授、碩士研究生導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