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曉群
一口氣讀完了楊才琎與馬伯友先生創作的長篇小說《蜀河口》，真正享受到了文化的“美味佳肴”，酣暢淋漓，好不快哉。書中的故事跌宕起伏，人物刻畫形象生動，情節一波三折，頌揚了漢江流域燦爛的歷史文化。正如著名作家、省作協主席賈平凹先生所評：“這是近年來陜西文壇書寫歷史題材不可多得的一部好作品，精彩、厚重、悠長”。
《蜀河口》準確把握住了漢水碼頭文化特性和時代脈搏。小說中的蜀河口本是漢江碼頭，在現實生活中有真實原型。多年來，人類活動、自然經濟、信息交流、資源聚集造就了古鎮厚重的碼頭文化。小說將現實生活與文學創作相結合，演繹出蜀河口古鎮的今生前世。
崇尚“利”與“義”的思維方式和價值觀貫穿于《蜀河口》小說的始終。“利”是《蜀河口》的主題，“義”的取向不同，把《蜀河口》形形色色人物的道德品性區別開來。在正義與邪惡、善良與兇狠、愛情與仇恨的博弈中，《蜀河口》顯現出獨特的文學價值和歷史意義。
物質性與非物質性是碼頭文化所具有的兩個重要特征。《蜀河口》的物質存在是漢江碼頭、運輸船只、楊泗廟、黃州館、酒肆以及各個商號會所的建筑群落。商會形態和民居建筑的組合，構成古鎮“千帆泊綠水，萬盛燈火明”的場景。小說在真實場景中以真實的歷史事件為節點，虛構點與點之間的故事，拉近了文學創作與廣大讀者的距離，親近感極強。
《蜀河口》碼頭文化的非物質形態則是航運會、幫會、會館以及章程、禮儀、契約，存在和影響著古鎮固有的風氣。這是古鎮文化的精髓，在千年傳承中不因災難和朝代變化而改變。《蜀河口》一書借其內涵來展現道德風貌，支撐起書中人物的精神追求。
《蜀河口》找到了陜南碼頭文化的根基，具有不可復制性。在陜西文學創作領域，《蜀河口》有別于關中，有別于陜北，在陜南文學碼頭上獨樹一幟。
讀小說有一種感覺，那就是仿佛一腳踏入民國，或在激流險灘的船舶上，或在岸邊的碼頭前，或在鋪滿青石板的街巷中，或靜坐在會館中品陜南青茶。究其原因，則是《蜀河口》以民國時期為歷史背景，再現了漢江流域社會經濟狀態和人物群像，彌漫著獨屬于碼頭文化的氣息。小說中的每個故事、場景、人物皆能引人入勝，使讀者跟隨文字不知不覺進入漢江、進入民國、進入熱氣騰騰的古鎮中。
《蜀河口》開篇就講述貨船在年關歸途中遭遇土匪搶劫，扣人心弦地拉開漢江航運悲壯大幕，緊張連貫的情節、一幕幕精彩紛呈的大戲讓人目不暇接。
我注意到，作者用三條線為讀者展現出當時的時代背景。一是軍閥軍事集團對漢江地域進行軍事手段控制，陜南成為軍閥割據地，軍閥們與政府分庭抗禮，瓜分地盤，視漢江航運為搖錢樹，無視百姓生存，對百姓橫征暴斂，欺行霸市，欺男霸女，蜀河口深受其害。二是政府的無能和不作為導致土匪橫行，大土匪劃縣為界，散兵游勇則趁著兵荒馬亂出沒于碼頭江灘，官匪、官商勾結，官官相護，漢江流域狼煙四起。三是生活在社會底層的百姓和商賈，得罪不起官府，惹不起兵匪，成了任人宰割的羔羊。
《蜀河口》中，一群群、一幫幫人物云集在漢江碼頭，如《清明上河圖》中的畫面。各方勢力較量，各路人馬斗智斗謀。這種群聚形態是由漢江居住環境決定的，又源于移民文化。
小說中的人物跟著故事走，無論是船工、商賈、幫會成員，還是土匪、軍痞，每個人物都有鮮明的個性和歷史烙印，活靈活現地呈現在讀者面前。作者在細節處理方面注重心理描寫，配合肢體語言，讓人物自然流淌出個性，塑造了精明、善良、仗義的航運老會長陳六爺，嫉惡如仇的鏢局會長吉運昌等一批剛直不阿的豪杰，通篇充滿正氣；商賈徐長安、陶老爺、柳云成、劉明禮等人物有著不同的經營套路，凸顯出古鎮的商業氣息和市場競爭的殘酷；于鎮長與陳三都是古鎮的核心人物，他們機智、圓滑，又適可而止，地位顯赫卻不飛揚跋扈，從未干過大刀闊斧、驚天動地的事，威望卻不減半分。
《蜀河口》中更有一群魚肉鄉里禍害百姓的人：放高利貸的于拔毛，人倫喪盡的王八程，惡貫滿盈的熊亭義，明火執仗的權志輝，面目可憎的索縣長等，對他們的生動刻畫形成情節反差，使得小說更具層次感和吸引力。小說成功塑造了一批女性：敢做敢當的包玲讓小說狂瀾迭起；愛美的老女人楊牡丹；母夜叉耍潑罵街惟妙惟肖，生動耐讀；陶呂氏千防萬防防眾人，最后落得個孤家寡人。最讓人放不下的還是善良淑惠美麗的大家閨秀徐蘭芝，清清楚楚來到安康與丈夫相見，又清清楚楚地在旬陽下的船，咋就在這個世界走失了呢？這成為讀者想解的謎、放心不下的痛。
細品《蜀河口》，感覺小說中的人物仿佛就在身邊。書中描繪的作者熟悉的環境和熟悉的人物讓人倍感親切，小說中人物的原型有作者的街坊鄰居、熟人，還有早已故去的親人，一些場景有當地風俗和漢江傳說的影子。這大概就是《蜀河口》這部作品的魅力之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