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陽 葉松成
重大題材創作面面觀
隨著疫情的來襲，我們每個人都經歷了焦慮、擔憂等生理反應的挑戰，漸漸從個體意識回歸和上升到國家意識和民族意識上來。在經歷了一波又一波疫情的沖擊后，我們其實看到了一個體制的中國在災難中所彰顯出的巨大而強力的磁場效應，這或許就是新的中國精神。這在未來將不可避免地影響每個人生活的各個層面，而作為意識形態之一的文學，其觀照點、思維方式、價值定位，也面臨著新的稱量，這絕不是思維上的極端認知，疫情來襲，我們看到了災難以及災難背后的東西，疫情猶如一面鏡子，它既照出了人性的缺陷，同時也輝映出了生命相攜相依的溫度。我想，這樣的“溫度”恐怕只有中國才獨有，只有中國才會在短暫的時間內煥發出來。“溫度”是體制中國的光芒，它不在一城一隅，而在廣闊浩渺的天空以旭日般的溫暖，朗照了山河大地的各個角落……
經過疫情洗禮的文學，是對當代文學的再延續，但延續是一種解構的延續，是否定之否定的延續，說得再明白一點，就是立足創新、提煉個性的延續。它不是文學的溝壑，也不是斷裂帶，應該是文學價值的過濾器，通過篩選、提純、澄清，我們的文學可望在體質上有所改變。著名文學評論家謝有順在《小說的心事》一書中指出：“中國當代文學中，這些年幾乎沒有站立起來什么新的價值，有的不過是數量上的經驗的增長，精神低迷這一根本事實絲毫沒有改變，生命在本質上還是一片虛無，因為就終極意義上說，經驗的我，身體的我，都是假我，惟有價值的我，生命的我，才是真我。”謝有順這段話深刻而富有見地，但書上的話不一定有多少人讀過、思索過、反省過，在一個物質利益重于精神價值的欲望世界里，作家能免俗嗎？如果作家不能免俗，我們能指望他創作出“有價值的我，生命的我”這樣的作品來嗎？
當年，陳忠實在西安灞橋閉門謝客，歷經五載創作出具有史詩價值的長篇小說《白鹿原》，他后來在與李星的一次對話中說：“當我第一次系統審視近一個世紀以來這塊土地上發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時，又促進了起初的那種思索，進一步深化而且漸入理想境界……所有悲劇的發生都不是偶然的，都是這個民族從衰敗走向復興復壯過程中的必然。”這種哲學價值的思考，一開始，就為《白鹿原》確立了一個不朽的精神基調——史詩的、民族的敘事格局。今天我們重讀《白鹿原》，依然會被那種撲面而來的粗糲灼熱的氣息所激蕩，并再次產生一種新的認知，那就是只有生命價值存在，精神才會走向壯碩、挺拔，才會在一個永恒的時空內立于不朽……
作為區域性文學，安康文學該如何思考和定位創作的方向？文學的價值存在和生命意義的闡發，該如何表現、如何深層次地揭示？這是我們必須直面的問題，倘若安康文學依然是水波不興的狀態，我們或許沒有錯，甚至不會被人指責，但是對于這塊蘊藏著巨大精神資源的土地，我們白白地讓其荒蕪化，這種錯將是對文化價值的漠視，因為在一個最佳的時空內，我們放棄了人文精神的重塑！討論安康文學的前景和現狀，最近幾年類似的話題一直在持續，但多數論及或言說的，不過是邊沿跑馬、隔靴搔癢，沒有直擊到痛點，我們的創作狀態還是死水一潭，基本停留在淺顯的、單薄的個體抒懷上，自足、自在、自娛的優越感，銷蝕了創作的韌性和張力。沒有刺痛，我們的文學肌體整個都是麻痹的，在一種你好我好大家皆好的氛圍里，文學應有的棱角磨圓了。沒有棱角的文學必將墮入庸俗、頹廢的泥沼中，取代它的將是高揚生命價值的最本真、最深邃、最感人的精神書寫。美國著名作家�？思{有句名言：“我終其一生都在寫一枚郵票大小的家鄉。”這句話具有震撼性：“郵票”雖小，卻很精致。陳忠實筆下的白鹿原、賈平凹筆下的商州、莫言筆下的高密，這些地方其實都是一枚很小很小的“郵票”，但他們卻將自己手里的這枚很小很小的“郵票”，描繪成人人心儀、向往、感動的精神景觀。因此，宏大、廣闊有時并非指地域的遼遠，在一部作品中，它實際上表現的是一種無與倫比的精神特質。而這種精神特征的無限性，又必將突破區域的、本土的藩籬，最終融入人們的審美之中，成為文化名片和精神符號。
當然，區域文學要服從國家文學，但個性是區域文學存在的價值，沒有個性的文學，即是沒有特色的文學。然而，特色絕非籠而統之的一個抽象概念，它與地域、時代、創新緊密結合，換句話說，安康文學的特色，就是要表現和揭示在安康的土地上生發出的精神價值，這種價值，它不是空泛的、虛無的，它有安康的氣質、安康的體征、安康的內涵和底蘊，同時，它又具備一種生命的共性，這種共性是國家情懷的展現，由此它使安康文學在生命意義的闡釋上，將擺脫狹隘，繼而走向宏大。
安康文學的價值重塑與生命抒寫，是值得我們重視和考量的一個尺度，然而，這個尺度一旦確立，就意味著我們對文學已經做出一種無言的承諾，意味著我們將清空欲望的塵垢，在相對純凈的空間內與文學展開對話，同時，也意味著我們將放下自娛自樂的心態，擔起文學責任，并做好長途跋涉的準備……我不知道，在這樣的一個尺度下，有沒有人敢于挺身前往！我前面說到安康文學創作狀態死水一潭，也許用詞欠妥，但安康文學這種不痛不癢、睡意蒙眬的慵懶狀態，是否應該在搖撼中清醒了？
整飭安康文學，應從引導著手，我以為在當下要解決好三個問題：首先是多與少的問題。這實際上是一個量與質的問題。發表至上、數量至上，似乎在一個時期內，成為安康文學的亮點。上稿率的攀升以及小范圍內的獲獎，被很多人所熱衷，于是，利益驅動替代了精神追尋。人文情懷的抒寫、社會底層的觀照，在一些人的作品里漸漸退場，一種迎合、遷就，機械地在別人預設好的主題下的抒寫方式，將我們的作者變成了“寫手”。量在上漲，質在下滑；在沒有張力以及情感黏合的語言里，精神何以立足？詩評家謝冕談到當下詩歌狀況時曾指出：“古人講意境、蘊藉、神思，這些在新詩里也越來越淡，很多作品讀完之后感覺是白開水一杯。那么，詩還是詩嗎？”余秀華，網上稱她是“腦癱”詩人，然而，她的詩為什么能火？說實話，我扎扎實實讀完了她的詩集后，很驚詫：余秀華的境界并不高，一些句子有時還流于粗糙，但她寫出了一種生命的痛，這種痛沒有虛假性，完全是從她的原始的情懷中奔涌出來的，很質樸，也很野性。那么，回到多與少的問題上，我們是否應該捫心自問：我們真的寫出了無愧于良心的文字，真實地、磊落地表達出了自己的情感嗎？“寫作不從生理和身體的生命里超拔出來，不講道德勇氣和超越精神，作家就很容易墮入玩世主義和虛無主義中，透顯不出作家的主體力量。”（謝有順《小說的心事》）向經典看齊，我們心向往之。有了標準，自然就有了底線，在創作上把握好質量關口：寧少毋濫，以一當十，精雕細琢，絕不濫竽充數，這樣才可望寫出帶有情感熱度和生命體征的作品來。
其次是邊緣寫作的問題。上世紀八十年代之前的文學，都有一個相對統一的主題，文學創作追求宏大敘事，這種寫作狀態有主潮、有方向，它甚至帶有一種無形的慣性，讓寫作者的思維不斷地向一個中心聚攏。理論上稱之為“共名”。上世紀九十年代以后，文化趨向于多元，早期的“共名”被“無名”所取代，作家的個人空間得到拓展，創作的自由度增強，私人立場的文學敘事從宏大的文學敘事模式中擺脫出來。表面看，多元文化下的“無名”寫作狀態，打破了一種體制上的鉗制，它使文學生態在一個開放的空間里無拘無束地繁殖、生長。其實，考察上世紀八十年代之前的安康文學抑或是九十年代之后的安康文學，我們很難發現，無論是一元化政治理想的宏大敘事，或者是多元狀態下的私人敘事，都沒有產生出個性獨立、境界高遠、思想深邃的作品。安康文學在很長的時期內，一直處于一種游弋狀態，一種自我滿足的狀態：這種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自戀心理，導致文學主題的把脈上，常常觸及不到來自時代心臟的搏動。耽于邊緣行走，使我們的寫作者在主題的開掘、提煉上，一開始就陷入先天不足，底盤虛浮。好的主題要向好的素材中提取，好的素材在日常生活中、在蕓蕓眾生的凡俗世界里，沒有撕心裂肺的痛，何來破繭化蝶的蛻變和升華。
再次是作品過度解讀的問題。這是就安康文學評論而言的，評論者與創作者，應該是對等的、獨立的，解讀文本，要科學、客觀，但目前的一些評論暴露出的問題卻不容忽視：一是溢美。我們說正確的文學批評，它本身就涵蓋了文學鑒賞，但鑒賞絕不等同于溢美，它是通過感知、體味、領悟，發現個性化的東西，讓讀者領略到作品的內蘊之美。但時下的評論文章，完全被華麗的語言包裹，通篇皆是華而不實的言辭，這種近乎肉麻的吹捧，它帶來的惡果只能是讓作者眩暈，讓評論掉價。二是解讀膚淺，即無主旨、無識見。通篇讀完，不知所云。有的評論，乍看式子拉得很大，但繞來繞去，卻總是無法進入正題，直至結尾，也沒有表明自己作為一個評論者的立場。三是定位不準確。這是安康文學圈一個最低俗的現象，動輒就饋贈某某“著名作家”“著名詩人”“著名學者”，這些頭銜固然廉價，但起碼應有一個基本的尺度，如張三明明只寫了為數不多的幾篇文章、幾首詩，剎那間就“著名”起來了，這不是滑天下之大稽嗎？這種低俗原本不應該在評論中出現，但有人還是頻頻使用，定位的準確與否，是表明我們對文學的態度，表明一個評論者對文學神圣性的尊重。
價值重塑與生命抒寫，對于安康文學是新的機遇和挑戰，我們有必要打破舊的文學格局，再建新的文學格局。中國文聯十一大、中國作協十大精神要求我們：“發揚中國文藝追求向上向善的優良傳統，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生動活潑體現在文藝創作之中，把有筋骨、有道德、有溫度的東西表現出來，倡導健康文化風尚，摒棄畸形審美傾向，用思想深刻、清新質樸、剛健有力的優秀作品滋養人民的審美觀價值觀，使人民在精神生活上更加充盈起來。”安康文學應該擁有一個屬于自己的面貌、氣質和風韻，應該留下恢宏的、厚重的史書般的暢意抒寫！精神只有在文字中凝聚，生命才會在塑造中永恒。我相信，一棵苗會長成一棵樹，如果這棵樹下接地氣上承雨露，自然有一天會參天聳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