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勝金
著名作家柳青說過：“人生的道路雖然漫長，但緊要處常常只有幾步，特別是當人年輕的時候。沒有一個人的生活道路是筆直的，沒有岔道的。有些岔道口，譬如政治上的岔道口，事業上的岔道口，個人生活上的岔道口，你走錯一步，可以影響人生的一個時期，也可以影響一生。”我們安中一九六六屆同學（當然也包括本校和全國初高中1964、1965年入學的“老三屆”學生）恰恰是在臨近畢業、即將高考前人生最關鍵、最緊要的時候，被文革的狂潮裹挾進動亂的旋渦中，從而改變了既定的人生道路與理想。
1966年夏初，學校三個年級從相繼半停課到完全停課，8位學友慘死于武斗戰火，更多幸存者飽受外傷、“內傷”之后，于1968年冬到1969年初，相繼返鄉、插隊到農村，“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如果把讀高中比作人生路上的某班列車，那么此前的學子們基本上都是按照既定的路線和軌道到達終點，然后各散五方，有的升學深造，有的謀職就業；那么，我們這班列車，卻是在即將到達終點時，突然遇到地震、山洪、泥石流翻車了，于是所有乘客不死即傷。
我1946年深秋出生于原安康縣關廟區皂樹公社李家山村一個普通的貧寒農家。身為長子，父母寄予厚望，雖然家庭貧困，還是勉力供養我上了高中。原指望像村里幾個年長有出息的人那樣，好好讀書，畢業后有一份“工作”，端上公家的鐵飯碗，自己衣食無虞，父母臉上光彩，老年有靠。哪想到苦巴巴上了十幾年學，像那些斗大的字認不了幾籮筐的童年伙伴們一樣，又回到農村當了農民，整天把日頭從東背到西，靠刨土坷垃謀食呢！
雖然想不通，但命運如此又有什么辦法，日子總得一天天過呀！想想劉少奇、彭德懷、吳晗、老舍、楊朔等眾多開國元勛、文化名流，還有我那幾個正值青春年華的學友連命都丟了，我能順利渡過這個劫難還算幸運者呢！再說那些世代在城里生活的學生，不也被一鞭子趕到農村了嗎？這樣一比，我能回到自己家里干活掙工分，幫父母養家糊口，不是比他們好的多嘛！世上很多事情，考慮的角度不同，感覺與認識就不同，心態就不同。
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是新中國五十年代中期到七十年代末期的特殊現象，這20多年時間里，不同時期又表現為不同情況。
知識青年，在中外語言詞庫中，是新中國前30多年的一個專有名詞。如果從簡單的字面意義上看，所謂“知識青年”，應該就是“有知識（文化）的青年”，那么它的涵蓋面幾乎可以囊括古今中外所有非文盲的年輕人，但這樣太寬泛的名稱沒有什么實際意義，因為每一個具體的人群都有更具體的稱呼，比如在校生統稱為青年學生、社會各行業則有青年教師、青年醫生等等。
而“知識青年”這個稱謂，則特指新中國特定時代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的青年農民。所以知青運動又稱為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但是，文革前的知青上山下鄉都是小規模的，本人自愿選擇的，他們中出現了董家耕、韓志剛、邢燕子和本校的王建元等做出突出成績的“全國上山下鄉十佳青年”；而1968年秋到1977年這十年間的中學畢業生上山下鄉，則是大規模的，帶有強制性質的，非此沒有別的選擇。所以從那時迄今40多年來，對這個幾乎波及10多年間絕大多數青年及其家庭的運動的評價，一直眾說紛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