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葉松成
中國是一個鄉情濃郁的國度，這不只是我們有八億多農民，而是在漫長的五千年的歷史進程中，我們的吃穿住行，我們的文化積淀，都與農耕文明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土地是物質的，也是精神的，而鄉土情懷則是駐留在土地上的永恒魂魄，耕種土地其實就是耕種鄉土，對于生于斯長于斯的農民而言，鄉土才是可以觸摸的，它是摶在手心里的豐裕，是融入眼里的金黃……土地對于中國人而言，是一個廣袤、深厚的概念，它是對鄉土的延伸、容納，它代表了一個國家的版圖還有尊嚴。
“血緣”與“地緣”是維系鄉土的紐帶
費老說：“農業和游牧或工業不同，它是直接取資于土地的。游牧的人可以逐水草而居，飄忽不定；做工業的人可以擇地而居，遷移無礙；而種地的人卻搬不動地，長在土里的莊稼行動不得，侍候莊稼的老農也因之像是半身插入土里，土氣是因為不流動而發生的。（費孝通《鄉土中國》,2018年10月，商務印書館）”人一旦和鄉土結緣，就會世代堅守和延續下去。人口是在土地上繁衍、茁壯或凋謝的，但真正的“血緣”和“地緣”關系的確立，則系于鄉土，系于那個一代代、一輩輩耕作勞苦的鄉村世界。“血緣”是親情，是人與人關系的紐帶，它包含了歷史和文化的因子。“地緣”是靠“血緣”來認領的，它必須依附于“血緣”：“血緣是穩定的力量。在穩定的社會中，地緣不過是血緣的投影，不分離的。（《鄉土中國》）”“血緣”與“地緣”是維系鄉土社會的粘合劑，沒有“血緣”何來的“地緣”！鄉土社會是一個實實在在的人的社會，它應該是擾攘的、繁雜的、雞零狗碎的，這里面充斥著人性的溫暖、人情的關懷……
鄉土社會是與土地共休戚的，這不只是生死相依，命運相托，而是土地將一種精神稟賦的東西烙在了人的性靈上，于是汗味、酸味乃至土腥味，構成了生命的氣息，當然，還有揮之不去的惆悵和倏然降臨的悲苦……鄉土社會植根于土地，這就決定了人和五谷雜糧一樣有自己的生長期和歸屬期。鄉土是牽絆也是牽掛，離鄉背井或許只是為了尋覓短暫的憧憬……“少小離家老大回，鄉音未改鬢毛衰”。賀知章三十八歲中進士，年逾八旬才回歸故里，此時的他步履蹣跚、鬢發斑白、老眼昏花。物是人非，一切都變了，但唯一沒有變的，是他那一口地道的“鄉音”，這是親情也是“血緣”,官場上的勾心斗角，人世間的冷暖哀愁，增添了世故，卻絲毫未減損那蟄伏在記憶里的原初本色……鄉土呵，就像站在村頭老槐樹下的母親，任何一個頑皮的孩子，只要聽到那一聲聲呼喚，頓時就會野性收斂，匆匆回來。
因此，少小離家，鬢生霜雪，最后還要葉落歸根；而死于異域，骨殖卻要葬回鄉梓……鄉土社會沒有高貴，只有樸素；沒有華麗，只有本色；沒有傾軋，只有回報。“血緣”纏繞著“地緣”，雞鳴狗吠，聚族而居。日落而息，日出而作，無論貧瘠瘦薄，對于土地上的收成每個人都抱有一份崇高的期待。人和土地的對話是由生到死的過程，土地收回一個生命，大地就多了一抔黃土……
懂得了“血緣”與“地緣”，你才懂得了鄉土，懂得青綠抑或是金黃，它所涂染的不再是一種顏色。只有來自心靈中的諦聽，才能感觸到鄉村田野的呼吸吐納。在寬闊厚實的土地上，屬于鄉土的只是一隅、一個旮旯，它可能逼仄、偏僻、冷落，但是當你的祖輩，在某一天的一個黎明或是黃昏來到了水邊、草澤、荒原、山坡，于是筑草廬而居，從此這個意味著“鄉土”的地方，就有了一個家族的固守、延續，就有了開墾與收獲，就有了房前的阡陌田疇，房后的四季桃李……鄉土很小，但很重，只有鄉土能深藏人的記憶，能揮發人的情懷，能撫慰人的憂傷。鄉土的粗糙，可以刺痛你的手掌；鄉土的季風，可以穿透你厚厚的衣衫，這是樸實的歸屬地，是自然留給人類的最純美的遐想。
“血緣”與“地緣”對文學鄉土的影響
脫離“血緣”和“地緣”的鄉土是不存在的。鄉土是土地的無數個拼塊，這無數個拼塊上的“血緣”和“地緣”，構成了五千年農耕文明的經絡。走出去又回來，人永遠被經絡牽引著、綁縛著、維系著……是的，鄉愁是大于鄉情的，但不可否認，鄉愁中所縈繞的那一縷芬芳無不是從鄉土中散發出來的……鄉土為我們提供了思想的沃野、詩意的清流，于是，在文學的世界里，鄉土情懷一旦介入，那些平淡的文字，瞬間就會搖曳生姿，那些直白的情節，突然間就會蕩氣回腸……從這里開掘下去，中國的文學便有了活氣與生氣，文學的畫廊就有了新的風韻和姿態：劉姥姥、阿Q、閏土、翠翠、梁生寶、白嘉軒、許茂、陳奐生、高加林、孫少平……這些人物，他們帶著各自的“血緣”和“地緣”，在鄉土的舞臺上演繹著人生和命運的進行曲。高尚與卑賤，陽剛與懦弱，賦予了他們的秉性和色彩，不同的人物雖有不同的精神內涵，但他們對生命意義的刻寫，則是一樣的偉岸、瀟灑。文學鄉土的成功，說到底是“血緣”和“地緣”揭示的成功，人物的可感性、深刻性、豐富性，皆取決于“血緣”和“地緣”的糾合、互滲，用通俗的說法，那就是人物所具備的“土性”是否存在，是否在土里扎下了半個身子。如《許茂和他的女兒們》中的許茂，他的自私、偏執甚至冷酷，這一切其實都只是表象，他的骨子里一直自覺或不自覺地伸展著一個父親的羽翼，他想保護他的孩子們，但這種保護是絕對的農民式的，是一個小生產者狹隘、膽小的具體表現，更是一種純凈的鄉土“血緣”自在的奔流。《平凡的世界》中的孫少平，他一心要走出雙水村，他向往城市，想通過奮斗來改變自己的命運和身份。孫少平最終實現了自己的愿望，但他卻沒有從根本上完成蛻變，他的淳樸、正直、節儉，這些融入骨髓的性格因子，是古老的黃土地所饋贈的，它猶如一種遺傳基因，改變不了，這也即是“血緣”與“地緣”的影響，而那種詩意的涌動，又使他迫切地想掙脫“地緣”，向往遠方。
文學鄉土中的“血緣”與“地緣”，考驗著一個作家對鄉土的認識和領悟：詩意的涌動，來自一種真性情的觸發，它不會憑空產生，這種孵化帶有一種天然的自覺。事實上，真正的鄉土作家，他們身上首先刻印著“血緣”與“地緣”的齒痕，他們與鄉土本身就有一種血濃于水的關系。于是，筆下所思所想，其實都是從靈魂中摳出來的，是自己的心靈史、情感史、家族史。如周克芹、路遙、莫言、陳忠實、賈平凹等等，他們皆是這樣的作家。因為“血緣”，也因為“地緣”，一些人的作品往往帶有自傳的味道，那其實是作家與自己作品中的人物，不期然地融合了，他們相遇在一個詩意的王國，靈魂與肉身走在了一起……或許正是這個原因，二十世紀的中國文學鄉土，才有了一座又一座豐碑的挺立！
新的鄉土召喚著一種新的文學表達
二十一世紀，文化的多元性，完全解放了人們的思想觀念，作為意識形態之一種的文學，傳統的束縛被剪除了，想象的翅膀可以在廣闊的空間任意翻飛。而對于發展和前行的鄉土文學，這時則面臨著新的定位，有兩個因素必須考慮：一是作家對新世紀鄉土的認知程度正在退化。邊緣鄉土、泛鄉土寫作，消解了傳統鄉土文學厚重的底蘊。本色的鄉土作家，或者說具備真正的“血緣”與“地緣”情懷的作家，已是鳳毛麟角。二十世紀初期、中期乃至后期的鄉土文學，每個時期都有自己的范本和標桿，而最有說服力的證詞，那就是這些作家對鄉土的“研讀”不是來自間接的經驗，他們中的大多數都是從鄉土中走出來的，身上沾滿了草屑和泥土，如孫犁、趙樹理、高曉聲、路遙、賈平凹、陳忠實等等，骨子里皆彌漫著一種天然的泥土氣息。二是新世紀的鄉土已出現了變異，這種變異是否定之否定的變異。我們其實清楚地看到，傳統鄉土與新世紀鄉土的距離正在被拉大。隨著農村經濟、文化的日益繁榮，城鄉間的差別越來越小。農民已告別了土里刨食，靠天吃飯的生存困境，科技帶動產業的力度加大，致富門路拓寬，政策的優惠和傾斜，最大限度地保障了農民收入的穩定，農民的獲得感、幸福感一天天增強。貧困在中國大地上像雪一樣一點點被消融掉了，困擾幾千年的溫飽危機、生存危機，在共產黨手里徹底解決了。這就是新鄉土的變化，它是飛躍，也是質變。這樣的鄉土書寫，與早期的鄉土文學，自然不可同日而語。新鄉土，要求我們的作家必須具備新的識辨、新的體悟和新的發現。從鄉土來再回到鄉土中去，這是早期的鄉土作家所追尋的路徑，它不一定就適合于當下的環境。但生活不是寫在紙上的，新的鄉土，需要我們的作家真切地、用心地去體驗，帶著情感、帶著體溫融入進去。著名評論家謝有順談及鄉土文學時說：“鄉村是熟人的社會，城市是陌生人的社會；城市經驗高度相似，鄉村經驗卻極富差異性。沒有經驗的差異，就沒有個性的寫作，也沒有獨特的想象。（《小說的心事》，2016年1月，作家出版社）”強調“個性”，就是要體現最本真的東西。早期的鄉土作家有著天然的“血緣”與“地緣”的情懷，這對于當下的鄉土作家不能不說是一個劣勢，但只要我們有心，仍然可以找到依附的“地緣”并重新建立一種穩固的“血緣”，從這個意義上說，作家要自覺進入鄉土情境，開掘鄉土內核，并成為其中的一個角色，這樣才可望能寫出讓自己滿意，讓讀者心跳的作品。
安康至今沒有厚重的鄉土文學產生，這是因為我們的作家在對鄉土文學的謀劃上，一直沒有形成獨立的思想構架，缺乏大手筆的胸襟和氣度……沒有勾畫何來的激情，沒有播種哪來的收獲！安康的鄉土資源很肥厚、很寬闊，這是一片尚未開墾的處女地，從歷史和文化的角度來看，它已完成了孕化和積淀的過程，只待切入、開墾的犁鏵，這即是安康鄉土文學的優勢，它蘊含著無限的可能性，這種可能性不是碎片式的記錄，而應該是具有史詩性的宏大而深邃的篇章。
新的鄉土，是對傳統鄉土的告別，這是一個既熟悉又陌生的地域，文化重建、價值體系重建，而發展也必將帶來新的問題和矛盾，這一切都充滿著太多的未知，它挑戰著我們的創造力和想象力，因此，新的鄉土留給文學的是一片寬廣無際的山野——自然的純美與詩意的涌動召喚著我們，對于安康作家而言，是該出發的時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