盼郎歸
■ 王永堂 口述 謝可芝 記錄
我母親——鐘秀娃，自四歲到王家當童養媳，八歲多因不堪忍受夾磨，回到娘家向家溝。一晃已長成亭亭玉立的大姑娘了。
1949年農歷三月初八，山溝里的桃花、李花開了，門前喜鵲喳喳叫。這一天媒人來下書，訂于冬月十八良辰吉日迎親。
俗話說，“十八歲的姑娘一朵花”。那時的母親，像她名字一樣秀氣，一搭眼看，就像山中的蘭草那樣清幽，那樣芬芳，那樣淳樸。
這一天，我外公外婆收到下書，格外高興，炒了幾盤菜款待媒人。母親鐘秀娃更是喜出望外，心里甜滋滋的。在那個年代，農村十八歲算大齡姑娘了，也盼著這良辰吉日早日到來。我母親鐘秀娃做一手好針線，裁剪衣裳樣樣會，每天拉鞋底，做繡花襪墊，準備自己的嫁妝和填箱用的物品。
正當我母親鐘秀娃沉浸在喜悅之中，三月十九，逢酒店埡街上逢場，一個王家的親戚來到向家溝家里報信，說正月十八這一天，石馬嶺王家的大兒子王長富被拉去當“壯丁”了。我母親聽到這個消息，哭成了一個淚人似的。人們常說：拉壯丁去的，十有八九不是傷的就是亡的，往后的日子怎么熬啊！
聽說拉去的新壯丁要在漢陰城集訓三個月才赴戰場。第二天我母親起了一個大早，帶了點干糧，包袱里裝著幾雙布鞋，趕到漢陰城，來到縣衙門前打聽，衙門站崗的兵破口大罵：“滾回，滾回去，一律不許見！”
我母親祈求說：“讓我見一面吧！”兵仍惡狠狠地說：“不許見！不許見！”
我母親說：“不讓我見一面，那就請你把兩雙布鞋捎給酒店埡的王長富，好吧？”
“什么長富不長富！當壯丁，還想長富？”一個衙門兵輕蔑地說。接著又惡狠狠地奪過她手中的包袱，甩在地上。我母親強忍著淚花拾起包袱，坐在地上欲哭無淚。這時天暗了起來，只好投宿到城邊的一個親戚家。
我母親回到向家溝家里，整天以淚洗面，每逢初一、十五都要到離家有十幾里的太上老君廟燒香磕頭。期盼自己的郎君平安歸來。白天在地里干活，晚上挑燈熬夜做針線，每月做一雙布鞋，拉一雙襪墊。有時一邊拉著鞋底，一邊哼起民間小調《盼郎歸》，“正月里是新年，我盼郎回轉，拉著郎的衣裳，你早去早回還。七月里，是月半，郎走了大半年，門檻擦得褲腳爛，我兩眼都望穿。十月里望郎還，望得我肝腸斷，幾時望得我郎轉，我洗手謝蒼天……”山溝里的夜晚，靜的出奇，曲調在夜空中盤旋，蒼美凄婉。
1949年11月29日，漢陰和平解放，中國人民解放軍19軍57師入城，各界人士夾道歡迎，盛況空前。1950年1月5日，漢陰縣第一屆農民代表大會召開。會后，農民協會在全縣普遍建立，有會員52083人。我母親就是農村協會成員之一，并擔任婦女組的組長，積極組織青年婦女開展反封建、扭秧歌、玩彩船等各種宣傳活動。
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頒布《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漢陰縣從11月初開始，全縣進行土地改革運動，我母親又投入到土地改革運動中去。縣委、縣政府派來了駐村土改工作組，聽我母親說：工作組的同志一進村就發動群眾、組織青年男女協助土改，晚上組織青年男女掃盲，學文化；白天翻山越嶺，丈量土地，登記造冊，分田到戶。工作組有一個“西進”的年輕干部，小伙子二十出頭，湖北鄖陽縣人，瓜瓜氣氣，個子不高不矮，不胖不瘦，文文雅雅；穿一身褪了色的軍裝，胸前口袋里插著一支鋼筆，佩戴一副眼鏡，經常開會時田間地頭在膝蓋上寫文章。一看就是一個有文化的人，和他的名字一樣叫王文化。
我母親參加“土改”后工作積極，熱情大方，通過“掃盲”，也認得幾個字，心算、口算比算盤還要快，講起話來頭頭是道，做起事來干凈利索。原來的長辮子也剪成齊耳的短發，走起路來快步如飛，人也長得越來越端莊秀麗了。
早春二月，楊柳吐出了嫩黃的新芽，山上桃花、李花初放，放眼望去，漫山遍野，一片生機。“土改”將進入尾聲。一天傍晚開完總結會，王文化叫我母親的名字：“鐘秀娃！你能不能把名字改一下？新社會了，婦女解放了，自由了，要有一個大名，不能光叫小名。”
“那叫什么大名？請你給我改一下吧？”我母親說。
“你看，山間的蘭草花，那樣清幽，那樣芳香，不為群芳爭，寂寞吐芬芳，蘭草花就像你一樣，就叫鐘秀蘭吧？”
“好嘛！就叫鐘秀蘭。”我母親欣然答應了，從心里佩服有文化的人。
轉眼土地改革運動即將結束，駐村的工作組將要離開，一來二去，兩個年輕人心里都有一種敬慕之情。王文化將自己一只英雄牌的鋼筆贈送給我母親，并鼓勵我母親要繼續學文化，要把村里的婦女青年工作做好，我母親也暗暗佩服這位年輕有文化的小伙子。
初春的月亮慢慢地升高了，我母親心里說不出的喜悅，一路哼著民間小調回到了向家溝的家里。這一晚，怎么也睡不著，滿腦子是土改工作組王文化的影子。但后來一想，自己是農家女子，又沒有文化，怎能配得上有文化的人呢。又一想，人家是干部，是要走的人，不現實！不可能的；再一想自己從小就訂了親的，但被“抓壯丁”去了，是死是活還不清楚啊！再說：“人活的臉，樹活的皮，我是有主的人啊！一年不回我一年等，兩年不回我兩年挨，鑰匙不到，鎖也不開……一定要等他王長富回來！”
第二天，駐村的土改工作組就要離開，我母親悄悄地將自己做的一雙布鞋，用格子手帕包好送給王文化，又把鋼筆還給他。王文化接過布鞋說：“鞋我收下了，你的心意我領啦！鋼筆你拿著，做個紀念吧！”于是，村里的鄉親們敲鑼打鼓地歡送土改工作組的離去。
陽春三月，百花盛開，院子里樹上喜鵲又喳喳叫著，這一天是農歷三月十六，又逢酒店埡逢場。晌午后，一個王家親戚來到向家溝家里給我母親說，縣民政局給酒店鄉發來喜報，說被拉壯丁的王長富還活著，后來參加了中國人民解放軍，還在戰斗中立功受獎。我母親聽了這一特大喜訊，悲喜交加，熱淚盈眶地說：我總算盼到了這一天！
自從1949年3月我父親被拉了壯丁，在漢陰城集中訓練了三個月后，由于戰事緊張，國民黨胡宗南部隊急需兵源，六月就匆匆忙忙趕赴戰場。在長安縣境內秦嶺五臺山，胡宗南國民黨軍最后的瘋狂，妄圖抵抗，熟料打了第一個仗，我父親便被俘虜成為西北第一野戰軍的戰士。
1949年6月，西安解放以后，胡宗南軍潰逃漢中，密謀反攻戰略，欲作垂死掙扎。這時蔣介石下命令胡宗南陳兵漢中，構筑秦嶺巴山防線，企圖阻擋人民解放軍前進步伐。以彭德懷為司令的西北第一野戰軍，士氣高漲，所向披靡，勢如破竹，國民黨軍節節敗退，望風逃竄。我父親從國民黨俘虜兵一下子成為中國人民解放軍戰士，英勇作戰，沖鋒在前，于1949年12月6日隨軍解放漢中。
1949年12月下旬，人民解放軍第一野戰軍和第二野戰軍在劉伯承、鄧小平、彭德懷、賀龍的指揮下，從西、南、東三角集結在成都，在我軍強大攻勢和黨的政策影響下，許多國民黨高級將領，看清形勢，相繼起義，成都和平解放。1949年12月30日，由賀龍指揮的解放軍第一野十八兵團在成都市民的熱烈歡呼聲中，舉行了隆重的入城式。就這樣，我父親隨著一野的大部隊進入成都。
成都和平解放以后，毛主席指示：“進軍西藏宜早不宜遲。”1950年10月6日，十八軍打響了進軍西藏的昌都戰役，取得了偉大的勝利，這對和平解放西藏打下了基礎。解放軍奉命進軍西藏，完成祖國統一的歷史使命。毛主席指示進藏部隊“一面進軍，一面修路”，于是各部隊又投入到修建川藏公路中去了。川藏公路11萬官兵因高原氣候多變，地質條件復雜，有3000多人犧牲在西藏高原上。山高谷深，懸崖峭壁，部隊逢山開路，遇河架橋，戰士們憑著革命熱情和頑強的戰斗意志克服了重重困難，修建通往西藏的和平之路，幸福之路。我父親由于表現突出，人也長得機靈，被一個團的團長看上，抽掉到團部給團長做通信員。
1952年4月，部隊要復原一批戰士，于是父親提出申請，很快就得到批準。1952年農歷五月，父親從部隊復原，回到漢陰酒店埡石馬嶺的家。第三天，就請下書先生到向家溝我母親家講要到縣民政局扯結婚證，再定于閏五月十二迎娶。
五月初八這天一大早，我父親穿著一身褪了色的軍裝，精神氣爽地來到向家溝約我母親到漢陰縣城民政局扯結婚證。五月的山鄉，是花的季節，開遍了山山嶺嶺，七里香，香七里，乳白色的花瓣，露出金黃色的花蕊。一攏一攏，漫山遍野，真是“一山花香醉鳥語”，山中的畫眉鳥、黃豆雀爭相鳴叫，此起彼伏，好像也在歌唱著幸福自由。
父親和母親走小路，抄近路，翻山越嶺，心里格外高興，像山中的小鳥一樣，自由地鳴唱。我母親問我父親最多的是外面的情況怎樣？“西安、漢中、成都啥樣子？修建川藏公路是怎樣艱苦…… ”“我走了三年了，沒有消息，你怎么樣，沒有再找一個呢？”父親問母親。“我圖一個名聲，我挨也挨你兩年，我等也等你回來！”我母親說。說著說著走到了太行山，我母親拿著早準備的香表，兩人一起跪在太上老君前，燒香還愿。
上午10點左右，來到縣民政局，我父親拿出部隊復原證，我母親報上自己的姓名，辦理了結婚登記，領了結婚證，當天就返回酒店埡。漢陰到酒店埡來回一百多里路，兩人卻不覺得累。
這一年的閏五月十二日，也就是我父親母親大喜的日子，當時部隊復原的經費是給300市斤大米。我父親把300市斤大米賣了錢，買了一匹藍色的土布，做了兩床被子，扯了月白色竹布做了兩件衣裳給我的母親。就這樣，租了一個花轎，做了兩個紅燈籠，請了四個人輪換抬轎。由于我母親娘家窮，只有一個哥哥李德紅送親。王家也不富裕，也請不起吹鼓手，從向家溝到石馬領要走二十多里路，來到石馬嶺王家，只是請了門團轉（周圍鄰居）、家門（王家的親戚）坐了兩桌酒席。在兩間窩棚屋里拜了天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