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衛斌
記得小時候，家鄉有著很多關于服裝的土話俗語，比如過年穿的衣服叫做“過年衫”，最好的衣服叫做“亮街衫”，寒天穿的又厚又破的衣服叫做“寒婆衫”，靠一根繩子系住褲頭的褲子叫做“斗頭褲”，還有一種不長不短的褲子，因類似于漁民下水捉鱉魚穿的工作褲而被稱為“鱉魚褲”。
因為窮，我們家只有在過年時才有可能做一套毛藍、士林布的“過年衫”。父親和大哥因為要外出活動，通常比我們穿得更體面一些，也只有他們才有資格穿“亮街衫”，我和弟弟只能撿他們的舊衣服穿。
有一次，父親的一條又長又寬的“斗頭褲”爛得沒法補了，母親索性把膝蓋以下部分裁剪掉，改裝成了“鱉魚褲”，硬要我廢物再利用。現在想來，這種“鱉魚褲”恰似時下流行的休閑短褲，可當年我卻因穿了它而顏面盡喪，被人取了個綽號——“鱉魚褲”，受夠了別人的欺負捉弄。
后來，我們兄弟姐妹幾個相繼進入青春期，吃飯量和用布量呈直線上升趨勢，家庭負擔越來越重。父親只好買來最便宜的白色糙洋布，漂染成五顏六色，給我們做“過年衫”。有一年春節，我們家竟連糙洋布也買不起了，害得我穿著“寒婆衫”、“鱉魚褲”，躲在家里不敢出門。
俗話說：“佛靠金裝，人靠衣裝。”此話果然不假！小學三年級那年，父親帶著大哥冒著被打成“投機倒把”分子的風險，脫離生產隊外出干副業，賺了點錢后，破天荒給每個家庭成員做了一件“的確良”襯衣、一條“的確卡”褲子。一夜之間，我的身份和地位急劇上升，儼然成了學校里的電影明星，受到同學們盛況空前的膜拜，大有凌駕于校長兒子之上的趨勢，從此我徹底洗掉了“鱉魚褲”的惡名。
八十年代初的一天，我跟著母親去逛圩，舉目四顧，只見圩場上不時地有穿蝙蝠衫、著喇叭褲、戴蛤蟆鏡、燙“爆炸頭”的男女小青年，手提便攜式錄音機招搖過市。所到之處，人們紛紛退避三舍，像躲瘟神一般避之猶恐不及。我好奇地追著他們看，母親急忙把我拉住，正顏厲色道：“這種人是二流子、二流婆，千萬別招惹他們！”嚇得我趕緊閉上眼睛，連連后退，可心里就是不明白，他們穿的奇裝異服不是挺好看的嗎？怎么大人們全都視若洪水猛獸呢？
高中畢業后，我前往福建龍巖挖煤炭，發現很多工友明明大老粗一個，卻裝模作樣地熱衷于穿西服、打領帶，搞得不洋不土、不倫不類，忍不住說了一句：“這年頭，是人是鬼都西裝革履的……”結果觸犯了眾怒，話未說完，他們就呼啦一下圍了過來，氣勢洶洶地責問我什么意思？我差點因為口無遮攔而被暴打一頓。
年底工程結束，我走出礦山，一下子置身于繁華的都市街頭，這才突然意識到自己的寒酸土氣，不由得動了“鳥槍換洋炮”的念頭。于是我在服裝店里買了一件皮夾克，一條牛仔褲，當場穿在身上，然后又去美容美發廳卷了一個“叔叔阿姨頭”，拿現在的說法，當時的感覺簡直是酷斃帥呆極了。
我一路興高采烈地回到村里，左鄰右舍聞風而至，見我這身打扮，無不驚得目瞪口呆，異口同聲地譴責我出門半年時間不到，就墮落成了二流子。幾個大伯甚至把我的行為，上升到“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認爹和娘”的社會倫理高度。吃飯時，父親在眾人的挑唆慫恿下，沖著我大發脾氣，喝令我立即脫下二流子衫褲，剃掉“雞窩頭”。我不服氣，臉紅脖子粗地跟他理論起來，父親氣得渾身發抖，抬手就把飯桌掀翻，碗缽杯盤碎了一地，并順手推了我一掌，我一個趔趄站立不穩，正好一屁股跌坐在那堆碎片上，就這樣，我為服裝改革事業付出了血的代價。
彈指一揮間， 三、四十年過去，如今，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日益完善，服裝市場呈現出一派前所未有的繁榮景象。各種品牌服裝層出不窮，應有盡有，變得越來越高檔、時尚，越來越多元化。人們的服裝消費和審美觀念也在悄然發生變化，變得越來越大膽、隨心所欲，越來越富有個性、品位。服裝界潮流瞬息萬變，令人應接不暇，我們再也分不清楚什么“過年衫”、“亮街衫”了，有了合適的衣服，隨時隨地都可以買下，而且每一款式都是精品，拿得出手，上得臺面。粗衣土布也未必檔次低，一不留神，“寒婆衫”、“斗頭褲”、“鱉魚褲”都有可能被當作時尚，“卷土重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