興安厚之
清朝嘉慶年間，興安府知府葉世倬提倡樹桑養蠶，躬自著《蠶桑須知》分發府屬各縣。嘗言：“興安處處與四川、湖北接壤，同一風土……地濕宜桑，氣暖宜蠶”。正由于樹桑養蠶已相沿成俗，絹帛織物很早就出現了。1986年6月，紫陽白馬石戰國巴人墓地出土的劍、戈，即留下了絲織物包裹的痕跡；漢濱區、漢陰縣以及旬陽發掘清理的漢代墓葬，“隨葬器物更是多用絹絁包扎旋轉放置，雖已朽爛，而細密的經緯依然清晰可辨”（李啟良《古代安康的蠶桑事業》）。也是在1986年，安康月河川道的淘金人淘洗出兩枚玉蠶，皆揚頭作吐絲狀，惟妙惟肖地刻畫出蠶兒三眠后形態；稍后，石泉縣淘金人又在池河淘洗出一枚完好的鎏金蠶，和月河玉蠶一樣，都是春蠶三眠后揚頭吐絲狀。古人說：“美玉不鬻于市”，月河川道發現的玉蠶，也許用于古代祭祀，也許是貴族的佩飾，但黃金有價玉無價，用玉雕琢成春蠶，其寶貴程度可想而知。而石泉池河發現的鎏金蠶（見圖片），則證實了漢代安康已經出現了“蠶市”。據《仙傳拾遺》載：“蠶叢氏自立蜀王，教人蠶桑，作金蠶數千頭，每歲之首出金頭蠶，以給民一蠶，民所養之蠶必繁孽。罷則歸蠶于王。巡境內，所止之處，民則成市。蜀人因其遺事，年年春置蠶市也。”這種風俗到后來遂流變成廟會。
蠶市的出現，亦即廟會的出現，是蠶桑業大發展的表現。三國蜀漢時，安康月河川道的蠶桑生產遐邇聞名。酈道元《水經注》引孟達與諸葛亮書贊其“黃壤沃衍，而桑麻列植”。因此，我們才能夠見到漢濱區出土的東晉畫像磚上，有遷徙者荷擔穿過桑林的畫面。
隋唐之際，安康不僅蠶桑事業興盛，而且絲織業也有極大發展。著名隋唐史學家汪篯先生所著《隋唐史論稿》一書，引《唐會要》卷四十《定贓估》條云：“開元十六年（728）五月三日，李林甫言‘山南絹賤，河南絹貴’事，頗疑山南之絹特賤，在玄宗開元以前亦然。故交通漢巴之要道，即隋之西城郡，唐之金州一地，遂為西域胡人萃聚之所在，因成細腳胡何氏之郡望也”。何氏，即何妥之氏族。唐時安康一地為山南道，因為絲綢事業發達，絹帛充盈，故《唐六典》上就有金州貢絹的記錄。
隨著蠶桑業的繁榮發展，安康的絲織技術不斷提高。唐高宗時，襄陽孟浩然出游金州，對安康生產的絲綢十分贊賞，在《登安陽城樓》一詩中說：“樓臺曉映千山廓，羅綺晴嬌綠水洲”。羅綺是一種有花紋的絲織物，質地較薄，手感滑膩，外觀似平紋綢，具有經緯紗絞合而成的排孔，花紋美觀雅致而又透氣，是盛夏著裝的上乘面料。可見唐時安康絲綢織造技術已達到相當高的水平。宋元以后，由于漢江水運的增加，促使了商品貿易的流動，從而剌激了絲綢生產，北宋詩人陳師道寓籍金州時，在一次赴州守劉君宴后，曾寫出了“官奴披青綾，破屋任霜飛”的詩句。1983年，漢濱區氣象站前白家梁北宋墓出土的彩繪描金女侍俑肩上就有“帔帛”，帔帛又稱霞披，是用綾或綢裁剪而成，說明絲綢服裝已經普及。綾是比較高級的絲綢面料，系采用斜紋組織加工出來的，在絲織技術上是一個飛躍。
據安康地方志載，明清時，安康的絲織品已有線、縐、綾、絹、綢等品種，且加工精細。清康熙間，安康絲綢就已從自給性生產轉變為有規模的商品性生產。據《州志》載：明隆慶以后，僅州城北桑園鋪就有農桑地三十一頃九畝二分，征賦桑絲三十二斤八兩，折絹二十九疋，每疋折價七錢，共銀二十四兩四錢五分六原二毫二絲。興安詩人劉應秋《一硯齋集》中，就有許多題畫紈扇的詩：有《題扇上花鳥》《定山黃公新制紈扇即席索賦》《次瑟將軍以扇頭畫牛索詩即席漫賦》《題黃公紈扇八首》等，其中一首云：“明月一輪滿，團團度太微。持之以贈君，出入有光輝”。于是一時間，上至興安總兵，下至文人騷客，甚至庶人，都以擁有吉祥坊紈扇為榮。而吉祥坊的軟緞和紈扇，就成了當時安康的馳名品牌。
安康絲業，歷經了幾千年的歷史，也曾輝煌過。但是清康熙中葉以后，由于大水覆城，沈灶產蛙，衙舍民居一望邱墟，再加上旱魃肆虐，郡中桑田率多荒蕪，吉祥坊在自然災害面前一蹶不振。復經乾隆間，各省災民大量涌入，墾荒覓食，無人問津蠶事，遂漸漸凋零。直到清嘉慶二十二年后，興安府知府葉世倬勸民樹桑養蠶，頹廢百余年的蠶桑業才得以恢復。于是郡人魯明新意在繼承吉祥坊紈素技術，也立起了吉祥坊字號，其時漢陰、恒口、王彪店機房大量涌現，已生產出絲線、絲縐、絲絹、絲綾、絲綢、絲帕等絲織品，在殘酷的商業競爭中，魯氏不得不轉而生產生絲。其所產生絲，勻細光華，柔軟潤滑，很受市場歡迎，產品銷往上海、武漢、江浙及海外，可稱是為吉祥坊的牌子挽回了顏面，重現了光彩。然而吉祥坊的馳名品牌——軟緞和白絹都沒有繼承下來，成為安康絲業的一大憾事。 （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