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芳華》正在熱映，身邊有好幾位朋友說看到被欺負的何小萍，就好像看到過去的自己——與世無爭卻飽受折磨。細細一想，這些朋友和何小萍的相似之處，就在于從小沒有得到足夠的關愛和適當的引導，最終形成自虐型人格。這樣的人習慣把攻擊轉向自身，與自己為敵，總是做出最不利于自己的選擇，與幸福背道而馳。
何小萍出生于“文革”時代，人的社會價值取決于家庭的出身，來自集體的惡意甚至帶上了某種正當性。就像“紅二代”郝淑雯說的，紅色江山都是我們打下來的，濺你一身水怎么了？后來的被嘲笑有餿味兒、被強制搜身查胸衣、被舞伴公然拒絕伴舞……這些一次次“濺”在她身上的“水”，和家庭環境的原因，導致何小萍無力選擇過上更好的生活。
今天的父母要思考的是，怎樣盡量避免培養出何小萍這樣總是遠離幸福的孩子。
愛和回應是成長的剛需
心理學家克萊因的客體關系學說認為，愛是孩子成長的剛需，如果沒有足夠的愛，孩子的成長發育會遲滯，心靈健康更是遙不可及。孩子出于本能會期待愛、請求愛、索取愛。如果父母不給，他們就會以更激烈的方式——自虐——來獲得關注。
許多不稱職的父母偶爾能在孩子危難之際出乎意料地有所行動，孩子由此得知，如果遭受的苦難足夠深重，還是可能有機會得到一些關愛的。這種獲得關注的扭曲模式，會導致孩子一次又一次自我傷害。威墨瑟在《你可以折磨我，但請不要遺棄我》一書中描述的這種現象，體現在電影中何小萍打著手電筒給父親寫信那一幕：由于父親被勞改，她在6歲以后被母親和繼父忽視甚至嫌棄。缺愛的她為了得到和母親同睡的機會，不惜把自己凍了3天以致發高燒，來換取一點點溫暖和關愛。
高回應性是優質父母的顯著特征，因為成長中的孩子需要父母這樣的“客體”來確證他們的存在和價值。沒有父母的回應，孩子會孤獨，直至走向虛無。
何小萍的母親對她沒有太多關注和回應，愛她的父親因為政治原因也從不敢回信，這導致何小萍一直是一座有求無應的孤島，發出聲音也被湮滅，最終變得不會請求、不會訴說。在軍裝事件中，她偷偷拿了林丁丁的軍裝去拍照再趕緊還回來，卻面臨“偷東西”的指控。對此她選擇否認而不是辯駁。她不敢開口要自己想要的東西，因為從小的經歷告訴她，要也要不到。
被忽略的孩子在人際關系中最害怕被遺棄，潛意識里呼喚“請不要離開我，如果你離開，我就會傷害自己”。父親去世時，何小萍撕碎自己的照片；送別劉峰時，她暗暗地對文工團徹底“死心”，“你們不配與我同臺”，這是心理學上的一種道德化防御。實際上，她并沒有能力去反抗，并不著眼于改善自己的實際處境，因為解決不了只會更加失望，所以她就把自己置于受害者的角色，憤怒而盲目。她不動聲色地裝病，以傷害自己為代價謝絕曾經夢寐以求的A角機會，因此錯過了命運的轉折點。
不鼓勵孩子自我犧牲的“懂事”
許多人形成自虐人格，是因為在早年經歷中因承受磨難而受過嘉許，或者因為被懲罰而獲得與父母僅有的情感聯系。
比如有的孩子被忽視，就會闖禍引起父母憤怒責打，以此形成與父母的聯結。何小萍母親改嫁、繼父不喜歡她，唯一愛她的父親為了不連累女兒從不回信。作為家庭中“多余的人”，她一直被忽視、被傷害，她選擇默默忍耐，格外懂事，以不給媽媽添麻煩的方式獲得媽媽的內疚和感激。后來意外的精神崩潰就像小時候故意發燒一樣，換來了媽媽的探望和懺悔。
在這樣的成長過程中，孩子的自我犧牲被強化，沉默忍耐被鼓勵。當不顧惜自己、自我犧牲到了極致時，就是自我毀滅。電影中，下放到野戰醫院的何小萍仍然完全不顧自己的感受，幾天不合眼地高強度工作，直至體力不支被領導勸止。目睹生命在自己面前消逝，滿眼斷肢殘臂和腐臭的遺體，這種激烈的創傷多少年都不會忘記。醫院被炸的瞬間，她撲上去保護重度燒傷即將死去的戰士，一方面是道德崇高，另一方面也是潛意識里的終極自虐——她不想活了。后來的精神失常，除了驟然成為英雄超出何小萍的心理承受能力，還因為創傷后應激反應（PTSD）未能得到及時處理。
允許孩子釋放攻擊性情緒
人類的行為具有重復的傾向。如果孩子擁有安全和被接受的童年，他的重復模式就不易察覺；如果童年遭遇令人恐懼、飽受虐待，那孩子便會在無意識中不惜自我攻擊來重現挫敗情景，從而重新努力適應和掌控。
何小萍幼年的悲慘遭遇和無從反抗的絕望感，導致她消極被動、不敢表達憤怒。電影中她被撕扯胸衣時，有旁觀者說“誰這樣對我，我必須打她耳光”，這才是正常人應有的反應。但何小萍沒有被允許過表達憤怒和攻擊，只好把攻擊性轉向自己——撕掉照片，埋葬理想，放棄向上的機會，拒絕當英雄，自己碎為齏粉還想著照顧別人。
以何小萍的容貌、身材和藝術氣質，康復之后應該有過不少靠譜的婚戀機會。然而她沒有選擇任何一個真心愛慕她、可以帶來健康關系的男人，開始新的生活。這種心態，很像電影《唐山大地震》里那位被內疚折磨得終身拒婚的母親所說的“你爸不在了，我怎么能自己過得花紅柳綠的”。這種自虐，似乎是在替上天懲罰自己，也似乎是賭氣似的自暴自棄：我從沒幸福過，我不知道幸福了怎么過，所以我不要。
何小萍最后和劉峰在一起，也許是編劇給予這個涼薄世道的一筆亮色。嚴歌苓在小說里寫道，“這種陪伴更像是被時代拋棄后，宿命般的抱團取暖”。這種陪伴與報恩有關，與同情有關，但與愛情無關——她知道劉峰并不愛她，劉峰當時對她好，只是因為對所有人都好。這樣的選擇何嘗不是何小萍又一次的自我犧牲或對父母的攻擊——你們的女兒現在活成這樣了，心疼不？
電影的旁白說她和劉峰“平和知足”，其實，這“平和”未必是豁達，更可能是生無可戀、逆來順受而已。這是自虐型人格的另一種防御機制：否認。她吃盡苦頭，受盡傷害，卻不承認自己有任何不滿，甚至會為對方開脫，為時代開脫。多少人上山下鄉耗盡青春，現在卻高喊青春無悔，同理。
希望孩子幸福，父母就必須在養育過程中提供必要的支持、關愛和回應，不鼓勵自我犧牲，允許孩子表達憤怒和攻擊性。只有這樣，孩子才不會在懵懵懂懂中總是譴責自己，感到內疚，自我挫敗。《芳華》之鑒不遠，父母當引以為戒。
（作者：李昭，單位：北京燕園博思心理咨詢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