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過20年的發展，商業銀行法亟需全面修改。比如，出現了信用社等新興金融機構，難以在現行法律中尋找到規范依據。再比如，現行商業銀行法規定商業銀行不能從事信托業務和證券業務，但金融創新早已突破了此條規定，這些金融創新亟需納入商業銀行法。
互聯網金融等新型金融業態來勢兇猛，對銀行業的挑戰很大。此外，利率市場化、存款保險制度等金融制度和金融監管政策調整帶來的新變化，也需要銀行業進行調整。經過20年的發展，商業銀行法的諸多規定已經難以適應金融實踐，亟需全面修改
今年5月至6月，國務院國有重點金融機構監事會主席于學軍到江蘇省連云港市、泰州市、鹽城市等地調研，當地一些行長向他反映，銀行一方面營業收入下降，另一方面不良貸款問題不斷爆發。
“受兩方面的擠壓，銀行行長覺得現在日子非常難過，干了幾十年的行長，不知道銀行下一步做什么，覺得非常困難。”今年7月9日，在2015中國銀行業發展論壇上，于學軍如是表示。
“當前中國銀行業的確面臨著困難局面和嚴峻挑戰。”于學軍認為。
銀行業“寒風刺骨”挑戰嚴峻
對于銀行業面臨的挑戰，銀行界人士感同身受。
“今天，銀行所面臨的挑戰是實實在在的，可以說是寒風刺骨，中國銀行業進入了30年來未有之變局，最明顯的變化表現在盈利水平‘斷崖式’下滑，我堅信在座的各位同行、銀行家的感受，應該是從業以來最為深刻的。”7月9日，在2015中國銀行業發展論壇上，平安銀行行長邵平稱。
邵平以數據說話：2013年，我國上市銀行的利潤增長12.8%；2014年，這個數字降至個位數，只有7.7%；2015年一季度，這個數字又被打了折，是3.2%。
在前述論壇上，中國銀行副行長朱鶴新對市場競爭主體的多元化著墨更多：第三方支付公司、小貸、社區銀行、P2P等新興金融服務主體的興起，“給我們帶來很大的沖擊”。
浦發銀行行長劉信義對此深為贊同：“信息與互聯網的技術改變了許多行業運行的規則，這種改變甚至是顛覆性的。對金融業來講，互聯網的影響也是非常之大，我們也相信，規則的改變會逐漸的影響到金融業競爭的格局和經營的模式。”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副院長、中國人民銀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黃益平表示，銀行業面臨的一個根本性挑戰是，銀行業能不能形成新的、有競爭力的產業，這個新的、有競爭力產業的形成需要創新、需要產業升級。
對于銀行業面臨的挑戰，中國社會科學院金融研究所法與金融研究室副主任尹振濤認為，首要的挑戰來自于銀行業自身的競爭。
“我國金融體系的不斷完善，銀行體系也呈現出多層次發展態勢。有大型國有銀行、有股份制商業銀行，有政策性銀行、開發性銀行、城商行、農商行農合行，還有很多新型銀行，例如村鎮銀行、民營銀行等。這都加大了市場競爭的慘烈程度。”尹振濤向《法制日報》記者表示。
尹振濤說，當前又出現了互聯網金融等新型金融業態。從實際情況看，這些競爭來勢兇猛，對銀行業的挑戰很大。此外，利率市場化、存款保險制度等金融制度和金融監管政策調整帶來的新變化，也需要銀行業進行調整。
中國政法大學金融法研究中心主任劉少軍告訴《法制日報》記者：“在經濟形勢不好的時候，或者是競爭比較激烈的時候，很多銀行面臨競爭的壓力，我覺得這也正常。”
市場化改革方向不可改變
作為學者，黃益平觀察中國銀行業的改革已經三十多年。
黃益平表示，我們看中國今天的銀行體系，已經是相當的完整，從規模來看也已經是非常大，中國的四大商業銀行，幾乎每年都能在全球排在前10位。“也就是說，我們銀行的規模，我們銀行機構的發展，已經相當前沿”。
黃益平總結，但是同時我們也看到，銀行體系里有很多的政府干預，最明顯的兩條是，利率仍然不是完全放開；信貸配給還受到一定程度政府的干預。“也就是說，市場做得非常大，但是市場機制并沒有真正完全發揮作用”。
于學軍認為，銀行作為一個市場主體，在國民經濟循環中主要發揮中介的作用。“銀行離不開實體經濟、離不開市場，離開市場經濟、離開市場它就成為無源之水，因此銀行一定是圍繞著市場主體作業，有什么樣的市場主體就有什么樣的銀行業務、銀行服務，市場主體是第一位的，銀行服務這些業務是第二位的”。
劉少軍向《法制日報》記者表示，銀行自身經營管理確實存在問題，必須轉變觀念，認認真真地為中小企業、有還款能力的企業、有發展前途的企業，提供融資服務。
于學軍預測，從傳統的間接融資模式，逐步加大直接融資的比重，這將是中國金融業的大勢所趨。
于學軍表示，未來中國銀行業的升級應該體現在如下幾個方面：銀行業務結構的調整；要擁抱互聯網，與成熟的互聯網企業結合，創新發展業務模式；發展投資銀行業；風險控制更加嚴格，按銀行的規律辦銀行。
尹振濤認為，對金融監管來說，市場化的改革方向是不可改變的，“鼓勵金融創新，完善金融監管，防范金融風險”等改革的目標和策略，將是幫助銀行提高自身競爭實力，完善銀行體系的重要舉措。
商業銀行法亟需全面修改
在我國，銀行的存貸業務是銀行的核心業務，也是銀行盈利的主要來源之一，占比分量相當重。而銀行貸款投放多少，除了取決于自身經營能力外，還有受制于懸在頭上的“紅線”，即75%的存貸比。
6月24日，國務院常務會議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商業銀行法修正案(草案)》。草案借鑒國際經驗，刪除了貸款余額與存款余額比例不得超過75%的規定，將存貸比由法定監管指標轉為流動性監測指標。
“存貸比的取消是必然結果。”中國社會科學院金融研究所銀行研究室主任曾剛認為，作為銀行業的流動性監管指標，存貸比監管指標已經不適應利率市場化背景下銀行業負債成本不斷上行的現實，不能反映銀行業的真實流動性狀況，反而導致了資金的扭曲。
劉少軍表示，這一條款應該刪掉。上世紀90年代制定商業銀行法時，法律條文帶有濃厚的計劃經濟色彩，將本應該由監管機構根據情況隨時調整的“存貸比”寫入其中，以規范國有商業銀行的經營行為。
“目前商業銀行已經普遍商業化、市場化經營，在自擔風險的背景下，不必再給其發展戴上緊箍咒。”中央財經大學中國銀行業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認為，存款保險制度正在逐步完善過程中，如果一些銀行因為盲目經營、無序放貸，在風險控制方面出現了問題，可以通過存款保險制度保障儲戶資金安全。
劉少軍表示，經過20年的發展，商業銀行法的諸多規定已經難以適應金融實踐，大約有三分之一的條文亟需修改，全面修改商業銀行法，或者不要叫“商業銀行法”，就叫“銀行業法”。
劉少軍舉例說，現行商業銀行法規范的對象為商業銀行，但20年的實踐中出現了信用社等新興金融機構，難以在現行法律中尋找到規范依據。
再比如，現行商業銀行法規定商業銀行不能從事信托業務和證券業務，但金融創新早已突破了此條規定，這些金融創新亟需納入商業銀行法。
劉少軍表示，從長遠來看，對銀行影響最大的，將是國家放開股市和債市。比如，股票發行由審批制改為注冊制，好的企業可能通過發行股票的方式來融資，不再通過向銀行借貸的方式融資；將來債市適度防控，企業可以選擇發行債券，也不去銀行貸款。
6月24日的國務院常務會議除了通過商業銀行法修正案(草案)，還決定將草案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記者陳磊 實習生胡笑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