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知道現在的春節其實只有102年的歷史么？左派史家霍布斯鮑姆曾提出“被發明的傳統”一詞，意指許多人們自以為“古已有之”的傳統，是當代人活生生的創造，而春節無疑是一個最好的例子。
2月1日下午，由上海大學文化研究系副教授羅小茗主持的城市論壇第十一期在季風書園舉行，該系的三位博士研究生鄧劍、張珊珊和王磊光，共同講述在迅速城市化的過程中，人們是怎樣參與了春節這個節日的改造，國家政策和個人生活經驗的參與又是如何推動了新習俗的形成。
“春節”只有102歲
辭舊迎新、闔家團圓，春節可算是中國人最為重視的一個節日了。但與西方的宗教節日不同，春節是農耕文明下形成和發展起來的一個歲時節日。關于其起源，目前比較公認的說法是虞舜即位時，帶領部下祭拜天地。歷史上對春節的叫法不同，秦時稱上日、元日，兩漢時有歲旦、正旦之說，魏晉南北朝時稱歲朝、元首，唐宋稱歲日、新元，清朝則開始稱元旦、元日。民國之后，這一節日逐漸演化成為一個從臘八節起到元宵節止的全民性大節。
1912年，中華民國宣布改陽歷1月1日為“新年”，但在民間推行遇阻。1914年1月，時任內務部總長的朱啟鈐為順從民意，提請定陰歷元旦為春節，端午為夏節，中秋為秋節，冬至為冬節，凡國民均得休息，在公人員亦準給假一日。“經袁世凱批準，就此奠定了陽歷年首為元旦，陰歷正月初一為 春節 的并存格局。”所以說，現在我們過的春節，其實只有102歲。
民國初期，政府試圖將賀年、祭祖、貼春聯等活動移到陽歷元旦，但是民間強烈的傳統意識，還是將這些習俗保留在了春節。
三位主講人將研究材料縮小到了新中國以后的《人民日報》，以“春節”為關鍵詞檢索，共得370篇報道，雖有局限，但亦是從一個切面反映春節在最近半個多世紀里是如何變遷的。
1949—1956年：與宣傳相結合的春節
“吃”，歷來是春節的重要元素，中國人節前積食的習慣在本就物資不充裕的背景下，讓“春節物價上漲”成為了一條鐵律，不過，1951年的北京似乎打破了這一慣例，度過了一個“物價穩定如常”的春節，究其原因有二：一是這一年的北京市工商局在年前就號召國營貿易公司、合作社以及有關私營商業到各地采辦年貨，提前做好準備；二是貿易部特別規定，要穩定春節期間的物價。可見，此時政府已開始針對過節可能出現的不穩定因素做出應對。
不過，這一時期關于春節最大的特點是，文娛節目被涂抹上了濃重的政治色彩。工農聯歡和軍民聯歡是這一時期的兩種重要形式。各地工人和農民在春節期間都會展開盛大的聯歡活動，鄧劍指出，這種參與性而非當下觀看性的文娛活動，讓人更能切身地感受到年味兒。而軍民聯歡幾乎是從解放以來唯一不曾間斷的聯歡形式。
這一時期，幾乎每年的春節文藝活動都有一個固定的主題，無一例外這個主題都關乎政治宣傳：1953年的《婚姻法》宣傳，1954年總路線的宣傳。這種宣傳要求雖未訴諸法律文書，但不達標者還是會受到批評，1952年，中央戲劇學院的春節演出，由于其節目沒有配合現實斗爭的需要，受到了批評，戲劇學院不得不做出檢討。
1956-1966年：打破常規過春節
現在人們常說“春運難”，事實上早在1950年代，春運就已經難了。1954年，國家首次明確，春運時間為春節前后一個月，鐵道部成立“春節旅客輸送辦公室”，晝夜值班。1957年，國務院第一次專門就做好春運工作發出指示， 要求企業、學校動員職工、學生體諒鐵路運輸困難，能早走的早走，能晚走的晚走，能不走的不走。
解決春運難題在1958年與“大躍進”運動相結合，成就了“打破常規過春節”的號召。“能不回家就不回家”成為普遍的共識和宣傳口號，煤礦、水利工程、機關部門是貫徹得最為徹底的行業。1959年的一篇報道就這樣寫道，今年除夕，最熱鬧的要算十三陵水庫工地。兩萬七千多名民工、官兵、干部、學生的勞動歌聲響徹了大年三十的整個晚上。
1960年代，鋪張浪費、搖錢賭博的一些舊風氣在社會上卷土重來，此時“以革命的精神過春節”的號召也相應而來，反對敬神祭祖、大吃大喝，以健康、節儉的態度過節遂成風尚。
1966-1976年：革命化的春節
這十年是新中國歷史上的特殊時期，1967年，國務院發出了“今年春節不放假”的通知，中國自此進入“革命化的春節”。
所謂“革命化的春節”，簡單說來有三點：一是要“抓革命促生產”，春節不回家，積極參加生產勞動，變冬閑為冬忙；二是禁止春節里的一切所謂的“封建習俗”，如放鞭炮、燒香拜佛、舞龍舞獅、磕頭拜年等；三是不準大吃大喝，更不準打牌。
人們熟悉的春節習俗唯有“貼春聯”一項被保留，但內容與原來辭舊迎新的祝語大相徑庭，最有特色的當屬“三十不停戰，初一接著干”。
那時候最典型的過春節場面是：一家人圍坐在毛主席像下吃年夜飯。飯前，要召開一次斗私批修的家庭會，做父母的會放下架子，和子女相互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兒女也可以向父母“開炮”。
吃依然是過年重要的一環，但在這一時期流行的不是“吃好”而是“吃差”，城里的單位食堂、農村的公社食堂會組織人們吃“憶苦思甜飯”——因地制宜，什么難吃弄什么，用野菜、樹根，加上玉米糊、地瓜干之類的東西煮成粥，目的就是為了讓大家牢記“萬惡的舊社會”，熱愛新社會。
1979-1989年：平安回家、歡樂過年
1979年1月17日的《人民日報》刊登了一封讀者來信題為《春節為什么不放假》，受到全國各地的響應，1980年，春節放假制度全面回歸，隨之而來的首要大難題又是春運。
1981年年初，前2個月的客運就達到1.21人次；1982年春運，僅北京站的旅客量就達到532萬人次。為何會有這么大流動量，人們常常會將此歸因于一個群體——“盲流”，意指從農村常住地遷徙到城市、無穩定職業和常住居所的人們。
1984年，中央“一號文件”允許農民自理口糧進城鎮做工、經商、辦企業。在1980年代，形成了四大遷入圈：東部沿海的京津冀地區、長三角地區、珠三角地區以及因礦產豐富和對外貿易便利、地理位置絕佳的新疆地區。這些外來務工人員在春節集中回鄉過年，就常常出現買了票也未必上得了車回得了家的情況，人們常常提著大包小包在車站飛奔，甚至在火車發車前還有不少人從窗口爬進車廂。據統計，1988年有88萬人是在火車上站著回鄉的。安全過節、平安回家也在這個背景下提出。
這一時期，春節期間的文娛活動全面展開。電視節目不僅明顯增多，且題材豐富，不再局限于革命教育，更多貼近生活的電視劇開始被搬上銀屏。不過1980年代最值得一提的，莫過于1983年中央電視臺第一屆春節聯歡晚會的舉辦，不論人們懷著欣賞還是吐槽的心情，這道年夜大餐也已經陪伴了我們整整31年。
經濟形勢大好，讓人們置辦年貨不再捉襟見肘。1985年北京舉辦了首屆春節商品展銷會。
不過，物資和娛樂的豐富卻未讓人們滿足太久，1989年2月8日，《人民日報》刊登了一篇名為《上海出現春節冷、圣誕熱的現象》，傳統的節日亟待在新時代找到新形式和新內容。
1990至今：外出與歸家
新形式的關鍵詞是“外”：外出吃年夜飯，外出旅游。
1990年代，“下館子”吃年夜飯成為流行。1996年，北京市政府提出了“百家飯店迎家宴、百家商場掛彩燈、百家賓館過大年”的口號。
而1999年，國務院公布了新的《全國年節及紀念日放假辦法》，將春節、五一、十一的休息時間與前后的雙休日拼接，從而形成7天的“黃金周”。黃金周旅游季就此催生。
1999年的春晚一首《常回家看看》唱響了很多人的心聲，春節回家看看老人與家人團聚重新成為社會的呼吁，2013年修訂《老年人權益保障法》正式將“常回家看看”入法。但是這些年回家卻漸漸變了味，過年的紅包禮品、親戚朋友的問候攀比，越來越成為一種負擔，“恐歸族”一詞應運而生，當“情”逐漸變成“債”，沖淡了春節原有的味道。
作為農耕社會傳承下來的節日，在傳統的小農經濟社會中，人們始終可以找到盡情狂歡的位置，但在新中國的不同歷史時期中，春節卻在快速的工業化和市場化背景下被揉捏、重塑。
文革之前，春節是國家革命和生產大潮下的一場文化儀式，無論工人、農民、軍人，所有人都共同參與，是一場“大春節”，雖然物資貧乏，但大家都為濃郁的過年氛圍所感動。而從1970年代后期至今，消費市場讓年過得越來越充實的同時，也在使其變味。這個時期的“小春節”強調一家人歡聚一堂、共享天倫之樂，但回家卻也漸漸成為人們“又愛又恨”的尷尬話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