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記者 齊中熙、安蓓、何雨欣
以何種方式治國理政，這是千百年來人類社會發展面臨的一個共同課題。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緊緊圍繞“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戰略抉擇，在深入推進依法行政，建設法治政府方面不斷邁出重大步伐。
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專題研究全面推進依法治國重大問題，既是對歷史經驗的深刻總結，也是著眼未來的戰略部署，必將推動法治政府建設取得新的進展。
給權力設置邊界，打造高效政府
“法無禁止皆可為、法無授權不可為、法定職責必須為”——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外高橋綜合服務大廳內，這塊招牌格外醒目。一年多來，在上海自貿區這句話已深植人心。
“我們先在網上做了負面清單的自動比對，只要填上企業經營范圍，就會直接跳出窗口告知，只要備案，不用審批。”拓佳豐圣（上海）科貿有限公司代理人錢圣榮說，“網上申報半小時就能搞定，隨后帶齊材料，到服務大廳就能一站式受理。而過去外商獨資企業拿到證照至少要２０多天。”
負面清單、權力清單、責任清單——本屆政府成立以來，三份“清單”著眼于轉變政府職能、建設“有限”政府，簡政放權先行、制度建設跟進，以潤物細無聲的法治精神與制度建設，推動改革從政策推動向法治引領轉變。
長期以來，政府職能存在“越位”和“缺位”：一方面，政府對于市場主體過多干涉，限制了民間投資的活力和空間，還容易產生權力尋租及腐��；另一方面，在環境保護、社會管理等一些需要政府監管的領域，卻不能有效發揮作用。
經濟學家吳敬璉表示，通過制定負面清單，“法無禁止皆可為”的理念基本站住了。由此衍生出來的“權力清單”和“責任清單”等改革，正在確立一種新的政府管理模式。
在經濟學家常修澤看來，“三張清單”三位一體，具有清晰的邏輯：
“負面清單”從經濟改革切入，瞄準政府與市場的關系，打破許可制，拓寬創新空間；“權力清單”和“責任清單”從行政體制改革入手，界定政府權力邊界。
一年多來，國務院先后取消和下放７批共６３２項行政審批等事項，一批涉及企業投資項目核準、生產經營活動許可，以及資質資格認定事項被取消或下放。１０月８日召開的國務院常務會議決定，再次修訂政府核準的投資項目目錄。至此，本屆政府中央層面的核準工作量減少約７６％。
與此同時，政府管理由事前審批更多地轉為事中、事后監管：國務院出臺促進市場公平競爭維護市場正常秩序的若干意見、發布社會信用體系建設規劃綱要……著眼于推動建設統一開放、競爭有序、誠信守法、監管有力的市場監管體系。
“要在現有的簡政放權、下放和取消行政審批事項基礎上，大力推行權力清單制，削減行政權力，切實劃清政府和市場、社會、企業之間的關系。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讓權力運行受到嚴格的規范和制約。”中國政法大學副校長馬懷德表示。
讓權力在陽光下運行，打造“透明”政府
打開北京市西城區的“權力公開運行網”，７５個區下屬部門的６０００多項行政權力清單可以在這里輕松查閱。
不僅是北京市西城區，在河北省廊坊市、在天津市南開區等許多地方，這樣的“權力公開運行網”全線開通，成為地方政府推行政務公開的一個有效平臺。
讓政府政策透明，是依法治國執政理念的內在要求。讓權力運行透明，是建設現代法治政府的應有之義。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在打造“透明”政府上不斷探索跨越，力促權力在“陽光”下運行。
２００８年，我國出臺了首部針對政府信息公開的專門法規——《政府信息公開條例》，其中以“公開為原則、不公開為例外”的規定讓政府信息公開有了制度上的保障。在條例逐年推進中，我國政務信息加速走入“陽光季”。
十八大以來，在依法治國、職能轉變、作風轉變等一系列舉措的推動下，我國在打造“透明”政府上全面提速。權力公開、信息公開，越來越成為各級政府的“必答題”而非“選擇題”：
——各級政府加大行政審批、行政許可、行政處罰等信息公開力度，公開“權力清單”，“陽光行政”越來越成為一種新氣象；
——政府預算決算、部門預算決算、“三公”經費、財政審計結果和整改等公開力度進一步加大，“陽光財政”日成趨勢；
——各級政府通過各種媒體及時、權威、全面、準確發布政務信息，以“陽光問政”加強與百姓互動；
“敢于公開、主動公開、充分公開，彰顯出政府大力推進政府政務公開的信心、決心和勇氣。讓百姓看得到、看得懂、信得過，正是政府對公眾的知情權、參與權、監督權的保障。”中國人民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副院長許光建說。
在當地“網上稅務局”頁面，輸入企業稅務登記號，中訊郵電咨詢設計研究院鄭州分公司的稅務主管周明，查閱到了正在辦理的涉稅業務進展：一項已經完結，一項正待核準。
“公開透明辦稅流程，依規辦事，依法辦事，不僅最大限度方便納稅人，也最大限度規范稅務人。”鄭州市國稅局局長楊國政說。
陽光是最好的防腐劑。只有公開透明，不斷增強行政執法信息公開實效，明晰執法環節，才能有效推動政府依法辦事、依章辦事、依規辦事，才能保障政府權力在陽光下運行。
中南大學法學院教授蔣建湘指出，實現行政政策事項與程序的公開、透明，可以降低“暗箱操作”、“秘密決策”引發的腐敗風險，擴大公眾參與力度，提高決策科學性，更好地保護決策所涉及的利害關系人。
“如今，各級政府的行為越來越走向規范，全社會也越來越形成一種公開透明的氛圍，為推動法治政府建設提供了必要的保障。”許光建說。
讓權力受到有效監督，打造“責任”政府
為推動已出臺政策措施落實，今年６月國務院啟動全面大督查，并首次引入第三方評估，采取走訪企業、入戶調查座談等方式，督查簡政放權、落實企業投資自主權、棚戶區改造、扶貧開發、農村飲水安全等改革、發展、民生政策的落實情況。
“第三方評估，意味著做出評估結論的機構或個人既非政策制定者，也非執行者。其實質是一種更客觀的社會監督。第三方不涉及任務自身利益，能夠更主動、更客觀地幫助政府發現問題，推動政策有效落實。”中央黨校國家戰略研究所副所長周天勇說。
“有權必有責、用權受監督”是現代法治政府的基本要求。讓監督的陽光照射到權力運行的每個角落，才能有效消除各種濫用、私用公權力的“腐敗微生物”，使人民賦予的權力始終為人民謀福利。
專家指出，雖然我國行政執法的監督體系已基本建立，但在執行中還缺乏有效整合，多是事后監督和被動監督，還難以對行政行為全過程監督，并對違規行為及時制止和糾正。而有效的監督能防止行政權異化，建設法治政府不能忽視對行政權的監督。
云南省政府法制辦主任張憲偉說，我國大多數行政執法監督行為有待通過法律形式進行嚴格規范，行政執法監督制約機制不健全、行政執法監督方式簡單、程序滯后，都制約了行政執法監督功能的發揮。
馬懷德認為，當前要進一步增強領導干部的法治觀念，建立健全法治評價體系和考核標準，對違法行政嚴厲問責。
“法治政府的標準是有限有為、透明公開、權責一致、便民高效。政府行使決策、執行、監督等各項權力均應符合這一標準。只有依法行政，才能做到法治政府，真正推進和實現依法治國基本方略。”馬懷德表示。（完）
